精英日课之自我提升--------价值判断和边界意识
咱们说一点现代人的思想修养。我们每天都会对近在眼前或者远在天边的各种事物做出评判，有时候支持有时候痛恨。如果不想停留在情绪层面，说话办事要达到高水平，我们最好接受一点思维的纪律。毕竟自律让人更自由。
为此我们先辨析两个概念：「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
事实判断说的是客观的事实。这里有明确的对错。中国GDP到底增长了多少，它存在一个真实的数字。你可以对事实进行主观的解读，但是你不能不承认事实。现在连小学生都要学习区分「事实」和「观点」，这似乎没啥可说的。
但我们这里要说的是一种特殊的观点：价值判断。
所谓价值判断，是评判一件事是好还是不好，是提出我们*应该*怎么办才是好的。
我猜测，价值判断是人文的起源。有了价值判断，人才被当做是「人」。
拿中国来说，在三千多年以前的商代，就似乎是没有什么价值判断的。商基本上是一个谁拳头硬谁说了算的时代。商人把周边不是自己部族的人都视为征服对象，可以随意掠夺，可以把人批量地拿过来做祭祀的牺牲。商王祭祀只祭祀自己家的祖先，这些祖先只保佑他家，而且他对祖先的祭祀方法是直接贿赂：最高级也是最爱用的办法就是把活人杀了献祭。
商人周边的部族对商人的服气，是打服的服，不是佩服的服。暴力就是一切。所有人都认为世界本来就是弱肉强食，先看看自己是强还是弱，摆正位置，并无怨言。
我们看商代那些甲骨文、那些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从来都是王想干啥，占卜一番祖先说没危险，可以，就去干。没有丝毫对弱者的同情。
直到周取代商。
武王伐纣事件在中华文明历史上具有奠基的意义。伐纣很容易就成功了，但周人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哲学难题。如果统治者需要神的保佑，那为什么神现在不保佑商了呢？周人发明了一个全新的权力认知系统，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天命」和「德」。
周人说，统治者要得到上天的庇佑，不能靠祭祀贿赂，而应该靠德行。所谓德行就是你对老百姓好不好。你有德行，老天才能继续认可你的统治权，这就是天命。
统治者需要有德，这是中国人最重要的一条、也可能是史上被公开宣讲的第一条价值判断。
从此之后，我们看一个君王行不行，就不只是看他武力值高不高了，更要看他有没有德行。连君王自己也认可这一点。
正是这个观念让中国摆脱了纯弱肉强食的状态，可谓是人文的开始。孔子整天赞美西周，关键就是这个意思。
不过西周一开始的时候道德只是对君王、诸侯、士大夫的要求，身份低的人只要老实不惹事就行了。按照哲学家金观涛的说法 ，是孔子把道德从社会和家庭中剥离，放到了个体身上。从此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认为自己也要追求道德，道德成了个人的修行指标。
当然原始人也喜欢无私的好人痛恨逞强欺弱的坏人，但是把道德作为公认价值观注入人们的普遍思想中，让道德有了绝对的正当性，大约是从这里开始的。
从周文王、周公到孔子这些先贤，等于是给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这群人注入了一种新的思维元素，我们的生活从此多了一个维度。
价值判断成了我们的思想本能。
中国之外的人也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不过不一定是道德。希伯来文明讲上帝，希腊文明讲理性，印度文明讲解脱，都有一套价值观。
最关键的还不在于那个价值观的具体内容，而在于，从此之后，人们都对事情*应该*怎么办、社会*应该*是什么样有了共识。比如你是个皇帝，我们老百姓不问你*能不能*发动战争，我们问你*该不该*发动战争。
能不能是事实判断，该不该是价值判断。
社会现在实际的样子，叫做「实然」；社会应该是个什么样，叫做「应然」。共同的价值观让人们对「应然社会」有了共同的想象。
如果皇帝昏庸无道搞得民不聊生，大家不会认为反正他家武力强，他想咋样就咋样 —— 大家认为这样的社会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另外建一个好的社会。
金观涛在《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一书中提出，正是因为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幅应然社会的蓝图，中国才能历经数次战乱、分裂而每一次都能重建，文明才始终不灭。这个朝代灭亡了没关系，我们再建一个，还是讲儒家文化，还是崇尚仁义，还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这都很好。但我这里要说的是，历经两千多年儒家教育，我们价值判断的本能已经如此强烈，乃至于超过了事实判断。
历史学家阎步克最近有篇文章 说，不能清晰区分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是现在很多人的通病，连一些学历史的学生都有这个毛病。阎步克经常问新生“希特勒是坏人”，这是不是事实？结果「通常只有很少的同学能回答：这不是事实陈述，这是个价值判断。」
而这个毛病是自古就有。史书说周武王伐纣时“血流漂杵”，孟子不同意，说仁义之师打仗怎么能至于这么惨烈呢？难道不应该是对方望风而降吗？阎步克说「这便是拿道德抹煞事实了」。
我看更直观的例子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日本人说中国是“老大帝国”，梁启超不干了，说「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梁启超一没有说明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少年精神，二没有论证中国为什么有希望，只是单纯地描写了自己心目中的少年中国。请问梁任公，你这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
是用价值判断代替事实判断。中国是啥样不要紧，反正你们有决心就行。也许这样的热文正是当时中国所需要的，确实能鼓舞人心，但是这个思维方式有问题。这样的思维说服不了讲理的人。
价值判断泛滥，造成一个人人都要指点江山的局面。我不太清楚 —— 也无需去调研 —— 这个事儿现在是啥样，我不需要是专家，但是我可以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这是一种想象大于事实，愿望强于力量，道德高于一切的思维。
再进一步，你做任何事，只要进入公共视野，就会有无数人评判你做的对不对。然后众人价值判断的合力，就变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力量，真的能左右事情的发展。
价值判断是一种魔力，它能由虚变实。
从董仲舒搞春秋决狱和天人感应，用道德法则判案、用天象变化约束皇权开始，我们就陷入了什么事都要服从多数人的价值判断合力的怪圈之中。
判案当然要参考社会价值观，但是如果做过头了，人们就没有“私”生活了。你干什么都脱离不了价值判断的笼罩。
那你说我干脆做个完人，我一举一动都根据社会价值判断行事，行不行？不行。因为道德价值是个充满矛盾的系统。
比如中国有个道德原则叫「亲亲相隐」，意思是亲情大于法律，自己的亲人犯了罪应该包庇而不应该举报。那么孟子的学生桃应有一次提出一个思想实验，说假如大舜的父亲犯了杀人罪，舜应该怎么办。作为老百姓的天子，舜不能坐视杀人犯而不管；可是作为父亲的儿子，舜不能坐视父亲被抓起来。这不矛盾吗？
结果孟子给的答案居然是舜应该一方面允许司法系统来抓父亲，一方面自己偷偷带父亲逃走 —— 父子俩找个没人的地方度过余生，天子也不做了。
你说这不荒唐吗？难道天下百姓的福祉都没你父亲重要？熊逸在《治大国：古代中国的正义两难》一书中列举了很多这样的道德矛盾。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给你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对你提出不同的“应然”要求，你听谁的、不听谁的都不对。
最后只能逼得人人背负道德枷锁。价值判断的系统性矛盾使得中国表面上人人大谈道德，私下里人人只能承认自己违反了道德，结果道德反而成了虚伪的东西。
但是这个问题在现代社会是有解的。易中天一句话就把亲亲相隐的难题给解决了 ：「亲亲相隐是权利，不是义务。」
「权利（rights）」，不是一个中国概念。它是基督教神学和希腊认知理性结合的产物，涉及到自然法和个人主义，这里不必细说。简单说，权利的意思是这件事你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别人管不着。
我们传统上不讲权利，我们更熟悉的是「义务」：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要求必须这么干，所以你就得服从。「权利」却说，这是我自己的事，你们不该管。
权利是价值判断的边界线。
现代西方法律体系中也有亲亲相隐的原则，嫌疑人家属有权不出来举报。舜把父亲藏起来也行，把父亲交给司法系统也行，取决于他自己怎么想，只要他没动用公权力，就都允许。
哪些事是权利哪些事是义务，这得专门立法，但关键是公共的价值判断必须得有边界线。得给个人留下自由空间。这样不但解决了道德系统的矛盾问题，而且把道德变成了真正个人的事情：真正的道德应该是约束自己的，而不是评判别人的。
自由选择的道德行为，才是真的有道德。
你认为一件事好不好、该不该，和别人是否有权利做这件事，是两码事。有边界意识的现代人，虽然觉得别人做的不对，但考虑到那是人家的权利，也就容忍了，也没指责人家 —— 这是对自己情绪的克制。这就如同原始人虽然自己很饿，也没有抢东西吃。这是文明的表现。
现代社会的边界意识还不止于此。再比如管辖权，也是一种边界。
2022年六月，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诉韦德案”有关堕胎权的裁决，就是一个管辖权判断，而不是权利判断。最高法院并没有说女性是否有权利堕胎 —— 它说的是既然美国宪法没有关于堕胎的规定，联邦就没有权力管辖关于女性是否有权堕胎的这件事。它说的是管辖的权力，而不是堕胎的权利。它说应该让各州自行立法，决定你们州是否允许堕胎。
对进步人士来说这是人权的倒退。但是从联邦和州的权力争夺这个意义来说，这是限制中央权力的一步。那些把最高法院裁决解读为“女性从此被剥夺了堕胎的权利，这太可恨了”的人，混淆了权力、权利和价值判断。
从谁拳头硬听谁的，到人人都可以对事情做出价值判断，这也许是人类文明最大的进步。
但是从人人可以指责人人，到有些事儿是人家自己的事儿你们管不着的权利概念，则是迈向现代社会的关键一步。
再把个人权利边界之外的价值判断继续细分，看看哪些事儿应该由哪个级别的政府管，更是社会的继续成熟。
边界意识，是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无数没有亲缘关系的人和谐共处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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