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的铃

15888

幼时常能听到生产队的上工铃声，那是队长催促社员们该下田干活了，被敲打的铃原是一块废旧的铁犁头，就挂在村头那棵老槐树上，它虽破落不堪，却是权利的象征。队长是街北的老吉，他负责打铃，还负责在铃下跟社员们点名和安排工作。我曾多次端详过那个铃，黑黑的，笨拙的，被敲打的地方磨得圆圆亮亮，泛着银白的光彩。

铃是整个村庄的施令者，社员们对它敬而畏之。权利的实施就靠老吉手里的锤子，平时他总把锤子别在自已的裤腰上，而且还会露出一点，那样便于显耀。当锤子敲出清脆的铃音时，他的心里总会异常的自豪。孩子们对那只锤子也充满好奇，大多趁夜色濛濛偷偷地跑到树下去找那锤子，可每一次都落空。于是捡起碎砖头狠狠地扔过去，那时整个乡村都已熟睡，陡然间“噹噹”几声，打破一片寂静，整个村庄全醒了。

孩子们为此常被老吉抓住，他似乎随时都藏在铃的附近，他一边大声地呵斥，一边从裤腰里掏出锤子撵着孩子们跑。孩子们却顽皮的很，每次都边跑边喊，“大老吉，假积极，讨不上媳妇，干着急。”老吉没有媳妇吗？不是，其实他早就娶上了媳妇，那还是老街张嫂说的媒，相亲那天老吉家挤满了好多人，他的腰间就别着那只锤子，锤子被他擦过好多次，显得明亮又洁净。

张嫂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她向姑娘介绍说老吉不仅是烈属还是生产队的书记，一个姑娘家自然不会知道书记和队长的区别，但却知道打铃的好歹也算个干部。然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前来的村民都是张嫂事先安排好的，从她踏进老吉家门开始，就有许多村民去找吉书记假装汇报工作。姑娘看到吉书记太忙，更看到了那只锤子，因此也不好意思过多地打搅，美滋滋的同意了。

铃身板单薄，经不起坚实的锤子敲打，因此他迟早会被敲坏，可锤子却不会坏，即使坏也不会坏在铃的前头。就像生产队长，他似乎就是锤子，而那些疲惫的社员自然就是经不起敲打的铃。社员们下田干活时，队长却在背着手慢悠悠闲转，遇到不顺眼的社员还会扣他们的工分。这让许多社员都暗下里诅咒老吉，可他毕竟是队长，怠慢了不仅影响到自已的收入还有损干部的威严，何况真要是锤不动铃不响，田地也不就荒芜了吗！

清晨的铃声响起时，田野的庄稼也跟着抬起头，等待着社员们的到来，路边的野花也焕然一新，似乎开得更艳。孩子们更是循着这个铃声，背起书包匆匆地跑向学堂。清晨的铃似乎是一支兴奋剂，让整个村庄都活泼起来，也让人们懂得了耕耘与收获的艰辛。不像傍晚的铃总是带来轻松惬意，人们一天的劳作早已疲惫不堪，就连田里的水牛也没了力气，此时人和牛都遥望着村口老槐树上的铃，焦渴地期盼着能回家休息，为此傍晚的铃通常来得很及时，从不会拖延。

老吉也是从清贫岁月中走过来的人，他了解乡村人的辛苦，就像他自已，平时总记着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在我记忆中他的饭碗里总是稀饭掺菜，那种气息清香郁，色泽深褐，是农村生活一种特有的色彩组合。像故乡的原野，街道，村庄等，也都是这样的色调。当时的勤俭节约已成为一个社会风尚，乡村人大到婚娶建房，小到生活琐事，无不考虑经济得失，只要遇到花钱的事总会考虑良久，最终总会去寻求一个最合算最廉价的办法。

勤俭节约原本是无可厚非的好事，但真正做起来却有些弊病，因为当时每家每户的孩子很多，譬如老吉，他竟然有六个孩子。多子多福的观念让他一生都在疲惫地忙着，忙完了老大就接着老二，再是老三，一层层婚娶让他操碎了心血。为此他的生活尤为贫困，他仅住在二间低矮的土坯草房内，没有可用的家具，更没有值得炫耀的余粮，门楣斑驳四壁光亮。他那个媳妇原本以为嫁给了这个书记必定会幸福一生，可孩子还未成人她便因操劳过度郁郁地离开了人世。

老吉下田干活会路过我家门口，他常穿着一件劳动布工作服，推着一辆破旧的独轮车。独轮车的两侧比较宽阔，他可以在干活之余躺在上面歇一会，当然也能像坐椅子那样向远处看一看，学校旁边那片高粱地是他难忘的地方，那里有他老婆的坟头。原本他想将老婆葬在澡堂门，只是那里是村中大户口的自留地，平时他过早地敲铃已得罪了他们，因此这档子事他也协调不来。为此他常常内疚地望着老婆的坟茔，那里是多么的孤寂多么的悲伤。

老槐树上的铃没敲多久就坏了，村里研究决定到城里再买个好铃，那时也不通车只能步行去，老吉是午饭后才开始去的，县城路道也不熟，他打听了好些人才找到老农机，待买到铃时已是天黑，他舍不得住旅馆，只好坐在天桥下，等待着天明。村里的会计只给了他一块钱，八毛钱买了铃，剩下的二毛他也舍不得花，后来他给小儿子买了一个文具盒和一支铅笔。好在城里也没有人认识他，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重新又掂了掂买来的那个铃。

北巷

沙发 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