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回应中常见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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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之后，公众对政策走向的关切、新闻事件的追问、网络爆料的求证以及相关回应的质疑，几乎每天都见诸 各种媒体，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态势。官方是否回应、回应是否及时、回应是否令人信服，不时引发公众的热议。　　2013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在新华社调研时强调：“对重大事件、社会热点要快速反应，真实准确、全面客观发布信息，表达事情事态事件的真实面貌，回应社会关切，牢牢掌握消息发布的主动权和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坦率地说，相对于中央近期在深化改革开放、严厉惩治腐败、改进工作作风、厉行勤俭节约等宏观层面对公众呼声的积极回应，不少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在面对新闻事件的追问、网络爆料的求证、相关回应的质疑时，常常显得木然、迟疑、被动甚至恐惧，有些回应还很“雷人”……
　　在推进民主政治、打造阳光政府的时代潮流下，官方回应能力已成为执政能力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回应社会关切”成为阳光政府建设的内在要求，当知情、参与、表达和监督成为必须保障的公民权利，尽快适应并学会在质疑、追问的“杂音”中执政，就成为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必须做好的一门功课，无法回避，更不可逃避！
　　无数事实表明，官方回应过程中的主动与被动、妥当与失当，直接关乎政府的形象与公信力。“你不说，世界永远不知”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隐瞒事实无异于掩耳盗铃，歪曲真相只能是自毁形象。
　　近些年，因为一些地方在应对突发事件和敏感话题时，依然采取“拖字诀”、“躲字诀”、“打太极”等消极方式，结果常常招致舆论的围剿。对此，担任过多年公安部新闻发言人的武和平认为，机制问题、方法问题固然存在，但更主要的还是官员的观念与心态问题。
　　“家丑不可外扬”的面子心态
　　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教授彭光芒在《人民论坛》刊文指出：“在一些为官者心中，但凡‘出事’就是‘家丑’，家丑一旦外扬，事情一旦闹大，不仅可能丢面子，还有可能丢‘位子’和‘帽子’。所以，为了‘不出事’，该做的事宁可放下不做，或者不分青红皂白、不管子丑寅卯，先把事情‘摁下去’再说。”事与愿违的是，有些事情本来不大，经这么一“摁”就变成了“事件”，不仅没有息事宁人，反而带来更大的不稳定。
　　“习惯上，有些地方、部门及领导干部对发布正面新闻比较积极、主动甚至热衷参与。然而，对负面事件则持消极回避、遮掩甚至封堵的态度或做法。”有着多年记者经历的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任贤良认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心态和做法，都与怕丢面子、影响政绩等因素有关。
　　“沉默是金”的自保心态
　　据《瞭望周刊》报道，2010年，重庆市在一千多名领导干部中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与网民在线交流有哪些顾虑”的调查选项中，有21%的受访者担心“说错话表错态”，有42%的受访者担心遭到“网民谩骂和嘲讽”，有12.6%的受访者担心“被当面举报和质疑而难堪”。
　　上述受访者的心态颇具代表性。
　　近年来，在应对媒体时因言语不当而惹火烧身的官员不在少数。于是，“言多必失”似乎成了许多官员的共识，“沉默是金”则成为怀有这种心态的官员面对复杂局面时的“本能选择”。“回应公众关切，官员言语出彩未必能得分，相反还常常被扣分；而不说话尽管不得分，但肯定不会被扣分。”《羊城晚报》编委、首席评论员何龙认为，“沉默是金”这一潜规则使官员成为网络中的“少数民族”和“失声群体”。于是，面对“网上被骂，网下加压”的境况，许多当事政府及官员往往会回避矛盾、隐瞒信息，本能地寻求“自我保护”。
　　“媒体可控”的自负心态
　　《瞭望》新闻周刊曾刊文指出：“有些地方干部对媒体的负面新闻，往往采用长期沿袭的堵、盖、封等手段，从而使一些干部始终认为新闻传媒是可以控制的，从而在心理上产生一种虚妄的舆论安全感，并且一成不变地用这种‘老眼光’来对待互联网这个‘新事物’。”
　　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提出，在当下中国存在着两个舆论场：一个是党报、国家电视台和通讯社等组成的“主流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依托于口口相传特别是互联网的“民间舆论场”。“很多基层干部是在‘舆论温室’中成长起来的，‘和风细雨’式的舆论监督往往让他们形成‘媒体可控’的思维定势。”
　　重庆市委宣传部网络处处长周庭勇认为，如今，不少基层干部依然用对待传统媒体的心态和方式来对待具有高度开放性、互动性、参与性的新兴舆论场，必然要在新媒体舆论场的“暴风骤雨”中败下阵来。
　　“为民做主”的刚愎心态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是豫剧《唐知县审诰命》中的一句经典台词，至今影响着许多官员的施政理念。从要求官员作为的角度说，这句话有其积极意义，但如果片面强调“为民做主”，就有违“由民做主”的历史潮流了。
　　由于有“为民做主”的挡箭牌，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在施政时自认为“行得正、坐得端”，不需要跟民众交流、解释，不注重对民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以一种刚愎心态消极应对公共事件。有专家指出，民意早期受到冷落，才演变成中期的“民议”、后期的“民怨”。民意在每一道环节上的被冷落与搁置，都会导致舆情能量的聚集。
　　在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看来，“某些领导干部仍习惯于高高在上，遇事就试图让百姓噤声，不能容忍民众和媒体议论公权力的得失，不能容忍社会力量尝试与政府一道参与社会管理”，在当今舆论环境下，必然使得矛盾激化。
　　“不给领导添乱”的保镖心态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网络舆情》执行主编祝华新认为，近年来，在各地发生的灾难事故中，一些官方在回应社会关切时，极力表白的往往是“地方政府处置得力”、“家属情绪稳定”，为开脱责任，不惜封堵“负面”报道和帖文，甚至驱赶现场调查记者；而老百姓关注的却是遇险者和死难者家属的苦痛，政府对事故可能存在的责任。这就出现了两套话语体系：“官方表态和宣传报道，眼睛是向上的，担心上级政府怪罪，还要争取把坏事当好事报；而老百姓在议论时，眼睛是向下的，对同胞的不幸感同身受，担心自己不发声，类似灾难就可能落到自己的身上。”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13年2月1日上午，连霍高速河南义昌大桥发生垮塌事故，多人死伤。当天，河南省重点新闻网站大河网发布1300多字的新闻，提到省市级领导干部16人，计22人次；2月2日《河南日报》的相关报道也出现了8位、计15人次的领导干部姓名。这两篇报道中对地方政府组织救援的褒奖之词随处可见，但未提一位死伤者的姓名，也没有出事车辆的车牌号。而“新浪河南”微博当天贴出的部分遇险车牌，被网民转发近300次。
　　这样的报道与回应，显然不是河南一个地方的问题。有舆论指出，以表扬领导为主的官方回应，根源在于“不给领导添乱”的保镖心态。
　　“不惜一切代价”的维稳心态
　　一些地方在应对突发事件特别是舆论焦点问题时，往往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动用公共资源进行应急处置，“重事中处置、轻事后反思”。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认为：“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认为平安就是‘不出事’。”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思维下的维稳，不是权利维稳，而是权力维稳；不是动态维稳，而是静态维稳。
　　苏州大学地方政府研究所所长沈荣华教授在对各地服务型政府建设情况进行研究时发现：“一些地方政府片面理解中央对社会稳定实行的一票否决制，所以，过分迎合公众要求，解决公共危机主要是为了息事宁人。为了避免上级的批评，只要公众开口，政府都会做出承诺，甚至是难以兑现的过度承诺。”
　　殊不知，一旦出现承诺与实施脱节，不能兑现，反而会进一步损害政府公信力，加剧群众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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